《锦绣》攻略:庐山记忆

《锦绣》攻略:庐山记忆

1983年8月,我第一次上庐山。 

我住在庐山中学一位女教师的宿舍里,那位女教师是一位我不曾谋面的学姐,下山到黄石她丈夫处过暑假去了。学姐的宿舍其实是一栋老别墅里的一间,有蛇行的条石小径由门前蜿蜒到学校的操场,在草木森森的小径上漫步,诗意且惬意。 

一天傍晚,我在小径上散步的时候,听见下面传来女人的声音,拨开草木,山坡下居然是一处露天的女澡堂——那时旅游热刚刚兴起,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庐山上的接待主体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招待所与疗养院,类似庐山中学这样的机构纷纷搞起了“三产”,教室里铺上草席就可以收费,类似澡堂这样的卫浴设施,基本上就是一块蓬布一围,自己拎水进去冲凉…… 

那个傍晚,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阵势的天体浴场,庐山上迟迟不退的晚霞点燃了那些一丝不挂的女人,也点燃了小径上探头探脑的少年。 

那个年代的旅游和当时的我一样单纯,没有互联网,没有信用卡,没有预订,庐山上也还没有要买门票的说法,在山脚下的九江城买一张几块钱的汽车票,你就能直达牯岭。那车票究竟多少钱一张我还真不记得了,但我能告诉你,我当时离开南昌时,只有100元钱,九江、庐山、南京、苏州、上海一圈转下来,口袋里居然还剩几张毛票。 

和别的名山不同,庐山的山上有一座城,叫牯岭。   

牯岭正街有一街心花园,据说是晚上俯瞰九江城万家灯火的绝佳位置,很多人看完夜景后索性不走了,就在街心花园席地盘踞,或坐或眠。我在人群中邂逅了一位高中同学,他考取了武汉大学。那晚我坐在一帮武大学生中间,听他们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还有他的红颜知己伊文斯卡娅,聊他们年轻的校长刘道玉,他们真的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向我这样的“外面的人”炫耀他们的珞珈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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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还有一把吉他,唱的全是在那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卡朋特的歌。 

我跟着他们在凌晨三点钟从牯岭正街的街心花园出发,到含鄱口去看日出,黑暗中的行军其实并不孤独,沿途类似我们这样的队伍三三两两,中间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装备”:一顶草帽,一只灌满凉白开的军用水壶,还有几只馒头——庐山中学的食堂居然凌晨两点就开始为早起的游客供应馒头——讲究一点的书包里,会有小包装的榨菜丝和几根火腿肠,那个时候,这样的食品还处在稀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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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庐山的号召力来自一部蹩脚的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至今还在庐山东谷电影院放映的电影,除了它不断刷新的“吉尼斯纪录”,估计很难让当下的年轻人明白,怎么会如此成功地吸引住他们父辈的目光?但事实是:迄今为止,《庐山恋》依然是这座风云际会100年的名山最成功的营销案例。 

2006年,我在九江笔政一家周刊,那年2月14日,我们周刊的封面故事是一组叫《玫瑰庐山》的报道;其中的一篇《恋恋庐山》,是我约朋友马策写的。诗人马策开篇就述说了一位叫周南的北京人当年如何受《庐山恋》的蛊惑而上山寻找爱情的故事,居然真如周南所愿,他邂逅了日后成为他夫人的一位当时正在湖南大学读书的女学生。  

马策说,主演《庐山恋》的女演员张瑜是他青春期的偶像,他对张瑜的深刻记忆来自于一张画片: 

张瑜站在庐林湖大桥上,背靠着栏杆读书。她穿着小西服和喇叭裤,套装,右腿微屈,踩着栏杆,使喇叭裤口显得特别宽敞。大概是个早晨,抑或黄昏时分,四周有朦胧的雾霭,山岚飘忽的样子。好像还有树叶掩映在画面的上方。 

这张图片——我指的是一张当年的年历画——我曾经毕恭毕敬地把它贴在墙上。很多年前,我回老家,看见她还在墙上站着。又是很多年了,我再没回过老家,我猜想或者希望画片还在。一张旧时代的偶像画,经年贴在老屋的墙壁上,我倒是很想什么时候把它取下来,贴在我现在的房间里。 

周南曾经也跟我说起过张瑜的这张图片,可见它记载着那个年代的集体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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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这组情人节报道建议将庐山定位由原来的“避暑胜地”、“政治名山”,改变为“一座风花雪月的情爱麦加”。为此,我们的记者上庐山去翻箱倒柜,真的找出了许许多多发生在庐山上的爱情故事,著名如蒋介石与宋美龄在“美庐”里的缱绻,平民如东谷电影院两位放映员在日复一日地放映《庐山恋》的过程中喜结连理……        

我们的报道甚至为“玫瑰庐山”这一重新定位的主题,开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处方”,比如在林间空地遍种玫瑰、百合和熏衣草等鲜花,比如由两岸三地或者中韩、中日的青春偶像重拍《庐山恋》,还比如在舍身崖的长链上披挂爱情锁的同时,更在天合谷的松林中悬挂特制的情人风铃……我们相信,风入松时的叮叮当当,会让庐山平添一分诱人声色。     

这组报道据说被当时的九江市委书记、现在的江西省副省长赵志勇所认可(注:“现在”指2011年),他曾经在一次公开场合建议九江的官员把这组报道“找来读读”。 

我后来甚至为庐山天合谷景区草拟了一段“庐山爱情宣言”: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还是正在进行的现实,我们目前所在的庐山都不缺乏爱情的元素,神仙与凡人,未来的皇帝与村姑,将军与爱英雄的女孩,政治家和他们的美眷,一对异国男女的邂逅,甚至劳作中的脚夫,甚至清规戒律中的僧侣…… 没有哪座山,能附会如此之多的眼泪、欢笑和玫瑰。 没有哪座山,能这样现实,又这样浪漫。 没有哪座山,能用如此丰富的传说与记忆,诠释传统的东方爱情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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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天作之合,中国爱情不仅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更加注重一种感情的神明赐予,而这位神明,就是天,就是自然万物——只有能得到自然万物祝福的男女爱情,才能说是天作之合,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 

撰写这段文字的背景,是那年夏天有二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组团上庐山,有机构就为天合谷景区策划了这么一个中外人士共同签署《庐山爱情宣言》的活动,应该属于“文化搭台,商贸唱戏”这样的思路与性质,经济图谋大过它的文化用心。 

宣言中的一部分文字,据说最终被采纳篆刻在景区的一块石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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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的导游喜欢在盘旋而上的山北公路上说故事。 当年毛泽东从九江上庐山后曾经问人:这条盘山公路究竟有多少个弯道?众官员面面相觑,毛泽东笑着给出了答案:每过一个弯我扔一根火柴,100根一盒的火柴我正好扔了4盒,所以是“跃上葱茏四百旋”——他身边的一位随从不解风情,提醒说:在登山的过程中您抽了两棵烟,所以应该是398道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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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对庐山的类似传闻津津乐道,关于这座山最著名的定义是“毛泽东的山”。 在很多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江西一南一北的两座名山——南边那座叫井冈山——其实都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据说很多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人,都习惯朝觐井冈山,却视庐山为折戟沉沙的畏途。1948年8月,蒋介石在给“美庐”留下一幅摩崖后黯然下山;1959年,彭德怀上庐山时本以为是赴“神仙会”,没想到却以罪臣的身份走下庐山;1970年的庐山会议,被后来的人普遍认定是林彪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1992年2月,我到庐山找一位叫罗时叙的作家。 罗其实是我前辈,1965年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88年,他曾经和人合著过一本书,详细披露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枝枝末末,这本书在出版一年后成为罗时叙的一个麻烦。关于1959年发生在庐山上的一幕幕,更多的时候是以“坊间传闻”的形式处在野史状态。罗时叙承认,尽管那本书最终从当时庐山上大大小小的书摊上消失了,但还是有很多单位以教授党史的名义,将他请去口述那段历史。 罗时叙说,中国人对“帝王术”向来是兴致勃勃的。 建国以后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尤其是1959年的那次和1970年的那次,至今还是庐山着力凸显的一个市场诉求点。政治书籍一直都是庐山最主要的旅游纪念品,有一年,我甚至在庐山会议旧址的书摊上,发现有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掌权者》在出售,打听之后才知道,摊主以为又是一本关于权谋的书籍,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副题是“美国新闻王国内幕”。 最近几年,关于1949年前国民政府的一些回忆录开始出现在庐山的书摊上。 1998年10月,我受朋友之托,从南昌赶到庐山上接待几位台湾客人。他们声称自己或自己的父辈均为当年薛岳的部下,1938年10月曾经随将军在庐山一带与日本人鏖战过,此行的目的,是专程来寻找当年的战场搞一场60年祭。说实话,我当时只知道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布过抗日宣言,根本不了解还有薛岳率部在庐山抗日这段历史。客人中有一位从行李中取出一书,说是一个侵华日军的回忆录,可惜是日文的,我看不懂。 客人问我:这里有个万家岭吗?这个日本老兵说它是“地狱之谷”。 我老老实实回答说不知道。当时九江城还到处都是尚未班师的抗洪大军,我向当地的新闻媒体打听“万家岭”,不仅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甚至还一次次被道统所质疑,我至今还记得一位新闻官员的嘴脸:放着眼前的可歌可泣不报道,却为60年前的反动派招魂,你居心何在? 最后那几位台湾客人只好凭江而吊,怅然而去。 几年后,我有机会在九江工作与生活,几乎是第一时间把“万家岭战役”这样的选题提出来,组织报道纪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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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岭在庐山南边的德安县境内,属于庐山的余脉。 1938年8月,向武汉开进的日军沿南昌至九江一线(旧称南浔线)汹汹而来,中国军队在蒋介石指挥下开始部署武汉会战,南浔战场成为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沿途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冈村宁次决定派遣106师团偷袭南昌和九江之间的德安,打乱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106师团的先遣部队与中国军队在万家岭遭遇,中国方面总指挥薛岳当机立断,就地布下口袋阵,调集10万中国军队围歼这支偷袭之敌。 106师团师团长为松蒲纯六郎,兵力大概有9000人,中国军队以十敌一,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最后把松蒲师团消灭殆尽。 关于这场战事,有两件事情应该被提及。 一是当时中国军队参战的主力部队是国军74军,这是老蒋嫡系里的嫡系,因为军长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外甥,74军此役表现了超强的战斗力,尤其是305团团长张灵甫智勇双全,这是张在杀妻案之后重返军界的一次重要战斗,他从此成为国军的一员新星(战后被提拔为153旅旅长),1946年国军整编,74军成为整编74师,为老蒋五大主力之一,张灵甫已经当到了师长。 二是参战部队里有属于粤军的第四军和66军,前者因为是叶挺独立团所在军而为大家所知,去年热播的《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就可以看到第四军的影子。抗战爆发,老蒋征令各地新老军阀派军到前线抗战,这个决定给了粤军一个千载留名的机会,他们得以成为万家岭战役的主要参战部队。 此役歼敌8000多人,是整个武汉会战中最辉煌的一次局部胜利。蒋介石为此来电:“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挥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曷胜嘉慰……”这么一次重要战役,在中国目前的官方历史记载里却基本看不到踪影,幸好我们还能找到叶挺当时的评价来维持道统:“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汉江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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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何力对刚刚从淮河水患现场回到北京的我说:去找一个可以度假的地方吧!调整调整。当然,我选择了庐山。结果,我遭遇到了近50年来最长的高温天气,我后来从庐山发回的一则报道这样描述: 中午12:00的庐山,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急着要下去,司机万师傅和他的妻子开着他们家的“昌河”在牯岭街上转了仨圈,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万师傅说:在这个时候送你下山,到底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而他那饶舌的妻子从我上车起就喋喋不休地述说家在庐山最大的幸运是不用买空调…… 好在这份聒噪随着涌进的风渐次变烫而渐次沉默,到我们进九江城时,那位妇人发出的唯一声响,就是她吞咽茶水的“咕咚”声。 那天庐山的气温是摄氏29度,可九江的气温却是摄氏40度——顶在头上遮阳的一条湿毛巾,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它的脱水过程——这个记录也许可以写进长江中下游结合部这座城市的地方志,但在未来的长江史志中,关于癸未年的炎热程度,九江肯定不会是一个极端,在其上游的巫山,气象工作者已经测量到了42·8度的最高值。 从重庆到上海,类似九江这样的长江沿线城市,几乎全在半个世纪以来最持续的高温中蒸腾。 我在庐山的那一周内,这一持续高温将5万游客逼上了庐山。 对于当时拥有1万张床位的庐山而言,这不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数字,但当5万人中的3万集中在周末蜂拥而上时,庐山爆棚了。2003年7月25、26日,庐山一个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可以卖到600元、甚至更高,而27日,这个价位回落到这个时期比较正常的200元左右。7月28日,庐山的门票卖了3500张,各类宾馆的门前都支出“有空房”的招牌。 类似的涨落使庐山的旅游建设面临尴尬。 这一局面的形成似乎与庐山方面过于宣传它的避暑功能有关,这在空调日益普及的今天显得十分落伍,游客们纯粹是为了避免在酷暑中旅行才选择上庐山,而完全忽略了这座名山四季变幻的景致与孕育了数千年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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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庐山作为中国唯一的“文化景观”类型遗产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这是一个由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于1992年才确立的新型遗产类型,它的主要价值表征在于它是“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一般来说,“文化景观”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极高观赏价值的自然风景,景区中存在土著人或者说当地人建设的人居工程,这些人居工程不仅与自然风景和谐与相融,而且蕴藏着足以影响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方向的作用力。当年受联合国遗产委员会的委托来庐山考察的德·席尔瓦教授评价说:“庐山的自然已成为庐山特殊文化的背景和源泉。” 那么,这座飞峙于中国最长的河流与最大的淡水湖边的著名山峰,究竟产生了怎样特殊的文化景观呢? 胡适先生曾经在《庐山游记》中阐述说: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这一阐述得到世界的认可,其分别对应的寺庙、书院和殖民化的别墅群落,成为庐山最具文化底蕴的人居工程,而且,它们与庐山自然景观的和谐程度只能用“几近融入”来形容。 正是基于这些价值的存在,庐山方荣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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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目前的头衔和荣誉可以说是一大堆,除了“世界文化景观”之外,庐山还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些名称的授予方分别是国家旅游局、国土资源部和国家林业局——与此同时,中国世界遗产中的自然遗产管理划归建设部,文化遗产的管理则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庐山的“文化景观”似乎两边都可以插手。 中国政府在世界遗产管理方面显然需要理顺某些思路,比如类似这样的多头管理,就应该划归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园体系内进行实施。 1832年,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在旅行的过程中,对美国西部大开发对印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的影响深表忧虑,他因此提出了一个“国家公园”的设想——只要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大公园,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这个倡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由美国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独家打理,管理着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20个分类、397个单位。 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公园制度,以国家所有、政府统一管理的方式,以确保其“优先保护”的原则和“社会公益”的性质。而我们尚未建立起国家公园体系,中国的国家公园概念只限于119个国家风景名胜区,而不包括几百个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更不包括2001年才设立的“国家地质公园”。 2006年12月的一天,我陪沈浩波上了趟庐山。 接待沈浩波这样的诗人,我感觉不仅应当还要心甘情愿。遗憾的是沈浩波只在庐山上走马观花了一个白天,也就锦绣谷、花径和类似美庐这样的东谷别墅转转,暮色还没完全笼罩庐山,我们已经回到了万家灯火的浔阳江畔。 在过去的27年里,我上庐山的次数已经难以扳指,实话说,绝大多数是类似的尽东道主之谊。我陪同的几乎全部外来客,都是来庐山匆匆一晤。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发现,这座他们慕名而来的名山其实山水平庸,无论是含鄱口的日出还是锦绣谷的夕阳,或者云海,或者月照松林,甚至传说中的金顶佛光,对于中国的很多名山而言,都不过是寻常山水。 庐山的价值,还在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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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们采访了庐山上一位叫慕德华的人。 慕的正式身份是庐山商会会长,他的爱好是喜欢说说英语、没事和美国人通通电邮、翻译翻译文字,或者在庐山的那些老别墅旁边散散步,拍拍照。2002年6月的一天,慕德华在庐山画苑门口,为这座老建筑拍照。突然,一辆汽车向他疾驶而来,他下意识地一面向后退,一面仍旧眼对着焦距,慕不知道,他的背后几米远有一两尺来高的护栏,慕正好退到护栏上,人在空中被绊倒翻了个跟头。 “我说完了,因为我感觉那汽车已经冲到我面前了。”慕说,“此时,四只手伸过来,把我拽了起来,抱到了一边。汽车轰地从我刚睡倒的地方飞驰而过。”慕爬起来,面前站着两个高鼻梁的境外人。 这时候,慕的英语起了作用,他跟两位救命恩人攀谈起来。 这次聊天改变了慕德华的命运。那两位是一对美国父子,都有中国名字,父亲叫戴比恩,当时已经77岁了,鹤发童颜,他告诉慕德华,自己的年少时光是在庐山度过的,曾是牯岭美国学校的一名学生。他那已届中年的儿子戴靖明却是第一次来庐山,他带着儿子满山寻找儿时的记忆。 “这看上去就像是中国人的认祖归宗”,慕德华说。 戴氏父子与慕聊得很欢,他们赠送慕德华一套来自美国的庐山文化资料。这让慕德华非常兴奋。慕对庐山上600多座境外别墅一直兴趣非常,但是庐山方面顶多只知道这些别墅在哪条路上,曾经为谁所有,却并不知道那些别墅里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即使是有《庐山老别墅》这样专门介绍别墅的书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别墅里生活着怎样的一群人。 “现在,这些人就在我的眼前”,慕德华知道,他发现了一个宝藏。 戴靖明临走时,曾经留给慕德华一个电邮,不过慕德华说,当时的庐山只有一些领导有电邮,而他在电脑面前则完全是个小学生……当慕终于有电邮的时候,已经是2004年的事了,此时他才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个组织——庐山美国学校协会。 1938年,这个协会就存在了。 每隔两年,分散在全美的协会成员都要集中开会,怀望庐山。协会成员全部是当年庐山美国学校的家长、学生、老师以及这些人的后代。这些人不乏美国当今的政要和巨贾。慕德华通过已是庐山美国学校协会会长的戴靖明,向在美国的200多个“庐山家庭”发去电邮,取得他们的地址,并对他们进行民间访问,了解他们在庐山时的往事。那些美国人非常欣赏慕的访问,他们邮寄了大量的资料,有关美国学生在庐山的资料,在慕的家中居然堆了一米多高。2005年5月5日,戴靖明邀请慕去美国参加庐山美国学校协会的年会。 慕原以为这不过是个同学聚会,大家饱餐一顿后各自走人。没想到,这个聚会根本就是庐山文化研讨会。很多美国人在各个演讲台上发表关于庐山的演讲,专业程度令人吃惊……大会上还表演话剧。那些第三代庐山后裔,在舞台上端出两个木偶,给他们穿上上世纪20年代的服装,让他们扮演自己的父母,然后他们在一旁讲解父母是如何在庐山发生感情的。他们抬着“父母”在舞台上比划着,引来场下阵阵笑声。 “话剧说了很多俚语笑话,可惜很多我完全听不懂。”慕懊丧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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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对一家美国人的故事非常推崇。那是一位奇女子弗郎西斯·鲁恣·哈顿和其丈夫理查德·M·哈顿的故事。这对夫妇曾是全美最优秀的钢琴家,曾经在全球巡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第一批来华演奏钢琴的美国音乐家并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夫妇。 哈顿夫人出生在庐山,她的母亲也死在庐山,当时宋美龄还曾经安慰过她。 他们后来创作了钢琴曲《庐山组曲》,包含了庐山的号子,民乐,还融合了西方的古典音乐。1987年,他们曾受邓颖超之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奏了这一乐章。然而,连庐山人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庐山组曲》。 在戴比恩珍藏的文稿中,有一份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阿瑟·达夫。 达夫撰写该文时已经88岁了,而且处在中风偏瘫中,这篇文章据说是他用一根手指敲出来的,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开篇写道:“李德立先生(注:最早开发建设庐山牯岭镇的英国人)1897年在庐山野外发现了一种新的桃种,这桃种最后移植到了新西兰,成为今天的猕猴桃”——中国超市里经常出现价格昂贵的新西兰奇异果,没人知道,它们原产地是庐山。”   

《锦绣》攻略:庐山记忆

Tips:本文首发于《锦绣》杂志2011年6月号,作者系杂志主笔黄茂军先生,已获得《锦绣》杂志授权。胡适先生在《庐山游记》中阐述: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这一阐述得到世界的认可,其分别对应的寺庙、书院和殖民化的别墅群落,成为庐山最具文化底蕴的人居工程,而且,它们与庐山自然景观的和谐程度只能用“几近融入”来形容。正是基于这些价值的存在,庐山方荣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本文作者、《锦绣》杂志主笔黄茂军先生2012年重上庐山时感慨:游客们在购买了上百元的门票后会发现,自己进入的仅仅是牯岭这样一个不足50平方公里的范围,著名的东林寺和白鹿洞书院却不在“庐山风景名胜区”之列——这是庐山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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